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第六节: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人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12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基础上,1936年2月初,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


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1936年上半年,党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已停止敌对行动。


但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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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人简介:闫雪,中共党员,安徽亳州新能源学校团委委员、校艺术部党支部书记。2022年7月被评为亳州市“教坛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