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第三节 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


党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由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转变,党的组织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9月,据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增加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1927年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沟通同各苏区的电讯联系、配合根据地红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在这时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使工作获得巨大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在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以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促成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好转最重要的因素。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他们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1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中央军委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指挥工作。1930年初,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这三块根据地,并成立红一军。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湘赣返回这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所敌13万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不久,蒋介石又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方针,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诗句,生动地记述了这一鼓舞人心的胜利。


6月间,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受红军胜利的影响,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


在鄂豫皖,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1931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


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西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根据地,又称“西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形成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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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人简介:陆婷,中共党员,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广播电视台播音员。2次荣获“安徽广播电视文艺奖一等奖”、2次荣获“安徽广播电视优秀节目一等奖”。